哪年设上海自由贸易港？
1845年12月，英王授予耆英“五口通商专办大臣”的官职，管辖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的对外贸易和海防。 次年五月，耆英将厦门的出口税退还洋船；十二月，允许外国船只前往杭州北上，驶往天津，并准许各国在北京设立使馆和领事馆。
1847年以后，除继续开放广州外，英国还陆续开放了厦门、福州、宁波三个港口。为协调各通商口岸之间的利益关系，英政府于当年派商务总监到东南沿海各口岸进行巡视。 五口通商以后，外国船舶进出中国的港口不再受风信的约束（以往要等到冬季北风起时才南下），关税也不能任意征收。这种有恃无恐的局面使清廷大为紧张，因为当时中国造船业落后，水师实力不强，沿海炮台又多被拆除，无法阻挡外国侵略者的军舰。于是从道光末年开始，清廷对西方的态度开始转向妥协退让。
1853年底，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清廷一度打算放弃苏州等地，退守江南重镇镇江，并准备与太平天国议和。此时英国提出由英法联军协助镇压太平军的条件是：清政府必须将长江沿岸开辟为通商口岸，并允诺其他外国列强可以效仿英国人在中国自由经商。清廷没有正面作答，但实际上已默认了上述要求。 上海开埠前，长江流域的财政收入一直是对朝廷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上海开埠后，由于洋行垄断了中国茶叶、生丝等主要出口物资，以及利用鸦片走私大量进口白银，使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的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
为了弥补巨额亏空，地方官府除了加重百姓赋税负担之外，还将视线转移到土地和劳动人民身上——他们或强行征用农民的土地，或以“捐输”的名义摊派民脂民膏，或将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按成本估价，以“贷款”的形式征发出来。这些举措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