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赢在哪里？
中国经济的潜力体现在制度优势上，具体表现在： 1、强有力的政府手 2、统一的大市场 3、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的优势在于宏观调控的及时和有效；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的溢出效应；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形成的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他能够发挥后发优势。一方面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积极干预，实现赶超；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引导经济发展方向。而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形下，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会不断下降，资本有率和劳动生产率都会有所上升，这一方面也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作用。
关于人口红利，我觉得可以用刘易斯拐点这个概念来解释。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下的收入分配问题和经济增长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享受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人口红利，也就是说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情况下，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但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劳动力供给曲线呈递减趋势，到目前已经接近极限，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是这并不说明这个问题就无解，毕竟我们比任何国家都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从高考制度改革到职业教育改革再到劳动法的完善，我们一直在做努力。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教育体制能跟上，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是问题，而且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那就是知识红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增长态势，在这种增长态势的推动下，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人均GDP也超过了7500美元，正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有两个阶段表现的尤其突出，一个是1992-1997年的5年高速增长期，一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来临前的高速增长期，这两个阶段中国的GDP增长率一直维持在两位数的较高增速。这两个高增长阶段是推动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壮大的基本力量，而这两个高增长阶段背后的成功驾驭中国经济的两位领导人就是邓小平和江泽民。
邓小平和江泽民驾驭中国经济的策略和路径，总结起来，其实就是四个字：引进外资，而引进外资成功的基本原因就是政府和政府官员在经济发展和建设中以改善投资环境而推动的积极作为。具体地说，一是改善硬环境，投资硬环境就是要着力搞建设、上工程、搞开发、修公路、架桥梁，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外来的资金、技术、人才的吸纳、消化和承载能力，从而为外来投资者提供良好的物质环境；二是改善软环境，所谓软环境，就是指包括体制、政策、人才、治安、风气、观念、价格水平、社会福利水平等等一系列的综合社会环境。总之，无论是硬环境还是软环境，政府和政府官员的作为都是基本推动力。
从1979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地设立经济特区开始，到1984年把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湛江、北海辟为沿海开放城市，再到1985年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在这将近10年的时间里，沿海地区的政府和政府官员在以经济搞建设，以改善投资环境推动引进外资这一问题上起到了巨大的作为作用。这些地区利用这一政策，一方面大兴土木、大搞基本建设，另一方面在劳动力价格和租金成本上保持较低的成本水平，吸引外来投资者，使得这些地区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深圳特区的崛起及成为亚洲四小龙的名头就是这一时期引进外资成功的重要标志和产物。这一时期，珠三角地区也借助毗邻香港的优势成为我国引进外资的重要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92年，珠三角地区累计利用外资110多亿美元。
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以及针对姓资姓社问题的“三个是否有利于”论断，在国内掀起了又一轮引进外资的热潮。这一时期，长三角地区迅速崛起，并与珠三角地区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区。这一时期，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利用自身的地理和基础设施上的优势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从而带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迅速发展。从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到2008年全世界爆发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国内市场的逐步开放和国内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体制、法律、政策和制度的不断完善，对国外投资者和资本构成了强大的吸力，另一方面，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核心地区的国内沿海发达地区利用入世后经济发展和引进外资的良好基础及政府和政府官员在引进外资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在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大平台和大思路等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本。
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基本趋势，GDP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0%以上，引进外资的数量和速度也呈现出大幅度的增长，中国一跃成为全世界吸引外资的第一大国。但是，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至7.7%和2014年继续下降至7.4%以来，中国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期进入了中速增长期。与此同时，中国的引进外资的数量和速度也出现大幅度地下降。这一变化趋势的出现与中国经济原有的增长模式、增长动力和增长路径以及原有的引进外资的模式和方式等都出现明显的拐点和变化，中央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就是基于这种变化而推出的重大战略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