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多哈行，总的来说还是很成功的，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拿下了多项金牌为今后里约奥运会打下良好基础！ 不过其中却发生了让人非常气愤和遗憾的事情——在赛艇半决赛中，因为裁判争议裁决导致中国vs英国的那场比赛被废除，重新比赛。(当时比赛视频显示，中国队已经领先大半个身子进入终点线了，然而裁判突然叫停比赛，裁定中国犯规，使得赛后中国队员泪洒现场)
而更让人愤怒的是在英国选手辱骂中国运动员之后，视频网站上开始流行一段“骂回去”的挑战视频。 该挑战要求任何人见到侮辱性词语就回击，甚至将对象锁定为“中国人”。 在这样一个全球华人都在关注的事件中，这样的行为相当不理智而且幼稚，更对遭受侮辱的中国运动员造成了二次伤害。 这种以暴制暴的方法不是解决争端的好方法，也不能给受到侮辱的中国运动员带来什么实际的帮助。 反倒是那种就事论事的理性评论或者幽默的反讽可能更加有建设性，也能让国外友人们看到我国人民面对羞辱时乐观的精神面貌。
白哮宇优质答主中国代表团历来重视升国旗、奏国歌仪式，对礼仪人员的要求十分严格，其中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严肃、庄重。
与往届要求略有不同，多哈亚运会赛会志愿者的服装由阿方确定并统一发放，包括带有帽檐的帽子、外套及长裤。为体现仪式严肃性和尊重各国文化，执行升国旗任务的礼仪人员在阿方规定的着装标准上不能做任何改变，所以只能戴着帽子为五星红旗升旗，并且在国歌播放完毕国歌落下之前也不能脱帽。但当五星红旗降下之后，其余10名礼仪人员在国歌音乐播放完毕时仍没有摘掉帽子，国歌降完了还不摘帽子，这自然引起了国内媒体乃至民众的质疑和愤慨。
一些专家及媒体认为，由于运动会组织者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与习俗，没有充分尊重中国运动员与人民的感情和意愿，仅仅从简化流程和节约时间的角度着想，而提出所有礼仪人员必须带帽子，因此中国方面应当努力争取修改此条规定，给予执行升国旗任务的中国礼仪人员以特殊照顾，允许他们脱帽行注目礼，以尽到基本的尊重。
笔者认为，礼仪无国界，尊重有差别。多哈亚运会的升旗仪式符合国际惯例，不能说成“被辱”。
众所周知，国际惯例是国际社会通用的不成文的习惯性法律规范，其效力源自国家间长期实践，只要这种行为为各国所接受，就具有普遍约束力。
从视频资料看，其他代表团的升、降旗仪式与中国的程序完全相同。如印度尼西亚升国旗仪式上，升旗手仅将国旗保持倾斜的状态，并未脱帽。因此可以认定，在多哈亚运会的升、降旗仪式中，升旗手及礼仪人员戴帽子服务属于国际社会通用的不成文的习惯性法律规范，符合国际惯例，不能说中国“被辱”。
同时，当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文化有差别时，在国际惯例面前我们应当有所保留、据理力争，不能照单全收。
此次多哈之行并非无人提出异议。在多哈亚运会赛会志愿者培训过程中，中国志愿者就升旗与降旗时是否脱帽问题向阿方提出了请求。但最终没能说服阿方，只好按照赛事组织者的安排参加了升、降旗的仪式。
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得知，中国田径队代表团团长罗超毅认为，在“尊重对方的前提下，也要尊重自己”，并表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文化也跟人家不一样。”这种观点，正是在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文化有差别时提出的抗议和申辩。多哈亚运会志愿者管理组也派专人找亚运会升、降旗指挥长交涉过，但都为尊重组织方而作罢。
从文化上讲，东方文化中的中国、日本、韩国在行注目礼时都习惯脱帽，而西方文化普遍有带帽行注目礼的习惯，在尊重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要尊重他国文化。
有文化研究专家认为，中国文化中行注目礼时脱帽源于古代的“稽首”，即行跪拜礼，将头叩到地上，表明叩首到地、极为恭敬。行跪拜礼时，头上若还有物自然容易磕碰到，所以要脱帽，这实际上是东方文化中对于“头”这种身体部位的特殊尊重，这种文化意识也导致东方人在受到批评时习惯戴上帽子以示尊重别人的意见。从这个角度讲，在东方文化中以脱掉“帽子”的方式“叩首”是对国旗、国歌的一种尊重。而西方文化则普遍认为在军乐声中行注目礼时戴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这与他们认为戴上军帽才显得军人庄重是同样的道理。这种戴帽行注目礼的方式在现代西方文化中是一种文明。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帽子作用的理解是相反的。中国志愿者和礼仪员在为本国国旗、国歌升、降旗时，应该根据东方文化中的做法而脱帽行注目礼，如果根据西方文化中的要求而带帽行注目礼，容易受到国人和国际舆论误解。同时，西方文化中在国歌停止时仍应维持礼姿的惯例，在东方文化中也得不到认同。
从事件发生至今，网络上的评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和指责执行升旗任务的礼仪人员和管理者。如某网站有读者评论道：“你们这些升旗手和管理者也是带着一颗中国心到海外参加这次亚运会的体育盛会，怎么能在升我们中国国旗时显得这样无所谓的样子。戴上帽子行注目礼，是对国歌、国旗的轻慢！”
因此，我们在海外服务、学习、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