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泡沫形成原因？
首先明确一点，中国的房地产并没有泡沫。 因为我国的房地产税收政策是限制房价上涨过快的主要手段。 在“住房不炒”的定位下，各热点城市纷纷出台各种调控措施，例如深圳的“深八条”、上海的“沪九条”等等。 同时，由于土地出让金（即卖地收入）是国家财政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土地的价格自然不能太低。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中59个城市的房价统计来看，2021年4月份比3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多了18个；同比上涨的城市也多了16个。 从数据上看，大部分城市的房屋均价确实在稳步上升。 但请注意一个细节，这些涨得多的城市大部分都是二线以及强三线城市，比如成都、宁波、唐山等。
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里的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房价虽然也出现了明显上涨，但是涨幅并不大。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在一二线城市里，供需关系的确出现了紧张局面，但三四线乃至更弱地区的需求被抑制了。为什么被抑制了呢？因为三四线楼市过去几年是严重泡沫的集中地，国家不可能让这部分风险转移到一二线城市。三四线的房价虽然也在上涨，但涨幅远小于二线城市。
我们看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比如说深圳，房价上涨是有基本面支撑的。一方面大城市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税收来源，另一方面大城市的教育资源和医疗机构也是远超中小城市的。正是因为如此，人才和资本都会不断涌入这些城市。而人口流入城市房价坚挺的同时，那些人口流出城市房价必然下跌。 所以，中国的房产市场实际上已经分层了，一二手房价差极大，新房与二手房价格差异也很大。这就会让炒房客无机可乘，因为投资没有差价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就不会有资金持续注入这个市场中。
事实上，近几年国家不断的完善房地产交易体系的改革，就是希望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去年开始试点的房地产税，还有最近实施的银行信贷管理新规，都旨在增加炒房成本，降低投机需求。
中国实体经济盈利水平的持续下行，是过去五年多中国资产价格泡沫加速形成的重要原因。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出现了近三十年来的第二次负增长。第一次是1998年，当时中国开始加入全球产业链并形成“人口红利”效应，加上当年中国政府又开始进行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大量廉价资本开始加速向具有高速回报能力的房地产市场转移，直接导致了上世纪末房地产热潮的汹涌而至。
这一次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的同时，也是“人口红利”拐点初现、中国经济减速开始加快、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阶段，特别是实体经济盈利的持续下行。这也直接引发了社会财富和各路资本加速奔向以房地产为主导的资产市场，导致中国房价“牛气冲天”，并直接催生了其它各种资产价格泡沫的不断衍生。因此，实体经济回报率的下降是产生和滋生各种资产泡沫的根本原因。反过来，各种资产价格泡沫膨胀也会进一步加大实体经济的成本，以及实体经济的“脱实向虚”。
在各种资产泡沫中，中国当前最为核心的“资产之母”泡沫是房地产。特别是随着人民币加入SDR之后，中国房地产逐步成为全球性的投资与资产配置的品种。在中国人口结构红利和收入增长的长期趋势没有出现“拐点”之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上还处于“健康期”。虽然近十来年中国房价持续暴涨，但住房价格与居民收入的比值仍然要好于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国。特别是2013年起，即使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又开始大幅上涨，但与居民收入的比值却相对较为稳定，甚至出现了小幅回落。当然，这一方面要得益于中国近年来居民收入的逐步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房价涨幅逐步开始趋缓有关。
不过，与其它国家相比，房价收入比指标可能更适合于衡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住房市场的健康度，而不是与收入增长更快的发达国家相比。如果仅与美国等国家相比是不够客观的。而且，在2010年前的十五年中，中国房价收入比从5倍大幅上升到现在的12倍左右，这本身就说明在该指标出现拐点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和泡沫正在逐步加剧。特别是中国房价与租金回报的比值近年来出现了大幅上涨，在全球范围内也高高在上，甚至接近于日本房地产泡沫时期的高点。虽然2015年下半年以来这一指标有所回落，但这很可能是近期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所带来的“暂时性”现象。
而从房价和收入增速的指标来看，这一指标在长期中与房价和收入比值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在2002-2010年的八年时间中，中国房价和收入增速比值从零轴下方，大幅上升到现在的接近150%的水平；特别是2015年下半年以来，这一指标快速下降到30%以下，与其它指标的变化基本一致。
